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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洞城北的汾河东岸，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园林建筑，这就是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祭祖园座北朝南，园门由三个飞檐斗拱的门楼组成。中门略大，门阁椽书有“迁民遗址”四个大字。米黄色的墙壁，翠绿色的琉璃瓦，紫红色的门，看上去既朴素大方，又庄重典雅。进了园门，迎面是一座高大雄伟的影壁，水磨青砖砌造，雕刻玲珑精致。四周以汉白玉栏杆环绕，栏杆外边是一圈东青树。影壁中心是一个紫红色的斗方，四角有黄色图案镶嵌，正中一个丰满刚劲有力的黄色隶书大字“根”，为中国工艺美术学院张仃教授亲笔手书，左右两旁楹联是篆书“钦水”、“思源”四个字。绕过影壁向北，是第二道园门，歇山顶，琉璃瓦覆，紫红色的廊柱，显得古朴雅致。二道园门之内，草木茂盛，绿树成荫，青槐松柏，郁郁葱葱。再向正北，迎面一座木质牌枋，四柱三楼，飞檐斗拱。式样古色古香，匾额诗意浓浓。阳面额刻：“誉延嘉树”四个字。两边配有两首诗：
古道青槐倚夕阳，浮屠突兀插支傍。
窝名老鹳想传久，高建丰碑姓字香。
西汾北霍旧河山，碧翠清流四面环。
荟萃人文称乐地，云烟过眼古乡关。
匾额阴面刻“荫庇群生”。这四个字，说的是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派卢永详的三镇兵，由太原顺古驿道南下，进军平阳（临汾），进攻山西革命军，一路抢掠。来到洪洞大槐树下，官兵们者停步不前，相互传言说是：“回到洪洞老家了”。“荫庇群生”，洪洞百姓避免了一场兵灾人祸。匾额两边也配有两首诗：
木本水源流泽长，依依杨柳认村庄。
行人还里前踪记，遗爱情深比召棠。
迁民往事忆当年，柱杖穿云耀夕烟。
嘉木扶疏堪纪念，犹留经塔耸巍然。
木牌东侧，便是大型镶瓷壁画“大槐树迁民”。画面正中是一棵巨大的槐树。槐树上迁民告示写着：“不愿迁着，三日内到大槐树下登记”。人们穷家难舍，纷纷拖老带小来到大槐树下。他们被士兵重重包围后听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到大槐树下的民众，一律外迁”。在大槐树下，一边是府衙官兵，手持刀矛，威风凛凛。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百姓，扶老携幼，推车挑担，哭哭泣泣、呼天唤地。槐树上有老鹳窝，群鸟横飞，遮天蔽日。这幅由画家芦葆桐先生创作的壁画，气势浩大，栩栩如生，情节悲壮，催人泪下，令人回想无穷，思绪万千。
穿过木牌坊，古大槐树遗址的碑亭，便展现在眼前。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结构严整，精巧玲珑。这中竖立青石碑一通，高一丈零五，宽二尺四寸，碑冠在精雕盘龙之中，篆刻“纪念”二字，石碑的正面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笔迹端庄雄劲。石碑的背面刻有叙述迁民事略的碑文。碑亭的东边，有一堵石砌的高崖，崖上有一株干枯高大的古树，这就是第二代古代槐树。此树于1947年被巨风刮倒，人民政府又拔款整修，用钢筋水泥加固。现在第一代槐树孽生的第三代槐树，已有合围之粗，枝叶繁茂，正是兴旺时期。
在第二代古槐正南，是1952年修建的革命烈士碑亭。烈士亭下，竖起六面巨碑。首面碑上，镌刻着原山西省省长王世英“歼敌灭寇实壮烈，洪崖古洞出英雄”的题词，接着是原中共洪洞县委书记张耀廷撰写的槐乡儿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石碑的背面，刻有洪洞县在战争年代牺牲的3114名革命烈士的英名。
在烈士亭的正面，是民国三年（1914）建成的茶室三间。茶室里边陈列着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视察、参观的情况以及自1991年以来，历届“寻根祭祖节”盛况的照片。
茶室的四柱上刻有楹联两幅。
其一：香挹行襟留快钦，
荫清古道倚夕阳。
其二：茶可解烦碧乳澄清通世味，
亭堪栖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茶室楣匾为“钦水思源”。
在茶室的屋后，有一宏大的仿古堂殿，这就是祭祖园的中心建筑——祭祖堂。祭祖堂原在“古大槐树处”石碑后面一孔枕头窑里，阴暗狭窄。古槐后裔寻根祭祖，常常拥挤不堪。1998年重建了这座面积宽大，式样仿古，门窗明亮，进出方便的殿堂建筑，大大便利了移民后裔的观光游客的寻根祭祖活动。祭祖堂里还陈列着大量的古槐子孙后代的家谱、族谱、祠堂碑文、墓碑碑刻、村史调查、人口调查等。在供桌上分十个供橱，含433个姓氏牌位。这里是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专家学者研究明代迁民史的档案资料馆，更是移民子孙寻根祭祖的圣地。从五湖四海、世界各地来到祭祖堂的古槐后裔，走进祭祖堂，那倍加思念的情感、复杂心情的流露，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在祭祖堂之西，是2001年新建的碑林。有石碑50余通，刻着我国著名书画家董寿平的书画作品。董老出生于洪洞，1997年初，病重住院，1997年1月23日，洪洞堂政部门的领导同志前往北京到医院看望。董老在病危中看到了故乡亲人，刹时精神倍增，提笔劲书“母亲石”三字，成为书画家一生书画作品的绝笔。碑林之南，是民俗展览场地，展品有石磨、石碾、扇车、纺车……等。
在碑林东北角的空地上，竖有“苏三卸枷处”的石碑。苏三原名周玉姐，明正德年间人。其父周彦亨，任大同府尹，母谭淑贞在其七岁时患产后风亡故，继而父亲病逝。父母双亡的玉姐，被人拐卖到北京城里的一家姓苏的妓院，因年小，排行第三，故称苏三。有礼部尚书的三公子王影隆与苏三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苏三将其私房珠宝首饰，全部交给王三公子，让他考取功名。王走后，苏三暂不接客。老鸨十分恼怒，正巧有山西洪洞的马贩子沈鸿要买她为妾，就把苏三带来洪洞。不料，沈妻与近邻赵昂早有奸情，遂毒死沈鸿，诬为是苏三下毒，因而苏三蒙冤入狱。正在这时，王三公子考中的状元，派到山西太原任巡抚，在审阅案卷时，发现了苏三的冤情，即命押解太原复审。传说起解时，路经大槐树下，长解为苏三卸去刑枷。因此戏曲里就有了：“苏三离了洪洞县，大槐树下歇歇凉”的唱词。
“苏三卸枷处”石碑之南，古槐碑亭后面的窑顶上，石经塔——楞严幢高高竖立。这是广济寺留存至今的稀世遗物，更是明代迁民的历史见证。
附一：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
自来名胜古迹，率以帝王将相氯祥，高人逸士所隐迹，遗后人勒石记载永矢弗谖。若吾洪溯陶唐分封而后降及春秋，师旷、羊舌古墟指不胜胪，迄秦汉唐宋，代有遗徽，地以人传，胥志邑乘，然此为续文献之徵、而非民族之系也。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章，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木曷橥者，顾不重哉。尝稽《文献通考》明太祖洪武间，屡徙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成祖永乐年，徙山西山西万户实北平，复核太原、平阳、泽、潞丁多田少无田之家，分丁口以实北平；十四年徙山西民于保安州。自是以后，移徙于四方者不一而足。盖尔时，洪地殷繁，每有迁徙，其民必与，而实以大槐树处为荟萃之所。宜乎生齿繁衍、流泽孔长。后世子孙闻其地而眷怀乡井者，种族之念为之也。洎余通籍后，宦游燕、赵、齐、豫诸省，偶到土商过从。略展邦族籍隶洪洞，辄殷殷致询曰：“吾祖籍也。”言之亲切有味。若斯，比此革命军兴，义旅莅止，士座中有钦水思源介言宾至如归者，遂获安宁秩序之庆，虽谓此址，即吾邑之保障可也。吾有景君尔宇，世居贾村，密迩其处，曩尝需次山左，由观城厅卸任后，佐邑绅刘君子林长山县幕，慨然兴复，募诸客商，集款三百九十余金，邮寄里门，补葺经塔，亭楼周建，长廊四起，仰视平台浮屠巍然，正在趋事赴功，而戎马仓皇，工半款绌，竖碑建坊，尚会阙如。今者景君由茌平厅解组返里，余亦归田，爰伸前议，谋诸合邑绅商诸君，赓续此役，一时群情鼓舞，交口赞成，莫不簟胶投河，惟力是视，集资又三百余缗，于是丰碑既立，巨坊待建，欲于惨淡经营，期于观厥成而止。《礼经》曰：“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尚书》曰：“率作兴事，屡省乃成。”斯役之兴，微特保存古迹，俾来者生亲慕之感，而由今视昔，实有御灾捍患之功焉。余深纫诸君玉成之雅谊，与景君始终提成之功有足多者，乃述其崖略。此笔记之，俾馋诸石。
附二：古碑保障说
邑之城北，望霍门外二里许，大道通衢，汾水东滨，广济寺左，留有古迹。昔年树木林立，其中苍槐最古，有谓为汉槐者，前明洪武中，永乐间，朝命移民实边，此盖其荟萃处也。广济寺曾树碣载其事甚详，乡时耆老犹及见之，迄今年湮代远，饱历风霜，古刹会诸汾流，遗碣鞠为茂草，仅留孤塔，矗立其间，翟闻风铃对语而已。余家于邑西汾水之滨，尝闻父老述迁民事，而欲求其遗址，杳不可得。惟地当空道，每有客扆止，驻骖郊外，辄访古大槐树处，佥曰：“吾先世邦族也”，抚今追昔，流连不已。古大槐树之关系，匪物四方堪留纪念，一邑尤足资保障也。前清宣统，辛亥民军起义，戎马仓皇，邻封率多震惊，比卢协统督师南下，部下士卒履洪境，道经古大槐树处，皆下马罗拜，媲美甘赏遗爱，低徊不忍去者久之。城郭安堵，军士保卫之力居多。盖军中多燕、赵、齐、豫人，溯其始迁，皆由于此，故于洪尤加敬焉。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彼纠纠者讵独异于人哉。余窃叹槐树之古迹，其关于民族纪念，以保障我邑人者，甚重且钜，故国乔木，有御灾捍患之功，于呼伟矣。余恐时过境迁，历久湮没无闻，故就当日事实而为之记，俾览者，咸共晓然古槐荫庇群生，未有涯埃云。
附三：修复大槐树古迹记
昔宋室王尝按狱活数百人，因手植三槐於庭，谓后世必有为三公者，然第一姓之发详而非百族这托荫也。洪洞为古杨侯国，乔木世臣后先辉映，乃自封建易为郡县，河山未改，城郭已非，古树犹竖高标于百尺。邑北门外有大槐树一株，盘日拿云，浓阴可蔽数亩，明代永乐移此地之民以实齐、鲁、燕、豫之郊，聚宗族而长子孙者累世已至，今人过其下，莫不摩挲遗迹，有桑梓敬恭之思焉。鄙人于民国三年绾符斯邑，德行谫陋，不能如斯树之犹能庇民，每因公出，按田陌百车盖所莅辄于兹，凉飙疯然顿清炎夏，欲秉笔敷饰而未逮。今则碑碣亭记焕然一新，瓴顿增辉，栋宇耀，可以沽美酒沦新花，往为斯途之人颇有实至如归之象斯，又非一邑之覆帱，而实为四方之并蒙也。是不可不记。
附四：迁民的历史原因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八十九年，虽然盛极一时，但“见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元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日益频繁，再加上黄、淮河多次决口泛滥，水旱蝗疫，天灾人祸，倾时而注，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从而导致了元朝的灭亡。明朝建立后，洪武年间开始了大量移民，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了生了“靖难之役”，战乱四年，以致“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结果“中原田多荒”，再次加剧了中原地区地广人稀的荒凉局面。面对社会经济被战争疫破坏的局面，明朝政府为了巩固已得的封建政权，巩固边防，恢复生产，不得不采取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
元朝末年，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时至正元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有百余处发生农民反元起义。以后农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强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攻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七十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贴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者皆败之，斩首万余级”。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祖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后来元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军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贴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次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18家。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倾时而注。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雨旱灾，山东十九次，河南十七次，河北十五次，两淮地区八次。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土、人相食”，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入水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数。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优羌、成幻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数。五月黄河决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庄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和稼庐舍漂没甚重。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衢州西安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河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多人。四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临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二十年六月，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衢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涨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四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不平、寿张县，圯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寿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河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和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徒、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瘟水溢，深四丈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有百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的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岁饥谨，民不聊生。”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煌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煌灾计有十八九次。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六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七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不禁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
以上种种，兵乱蝗疫相继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正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三千户的三十余州降为县。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知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比正中原之急务，”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了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时近50 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的荒凉局面，为此乃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建文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搞拒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历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中原地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遗类，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王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这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肖赛村光绪四十年编的《李氏祖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后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凡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晋南省大部分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的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南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也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四百五十四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经过移民及其繁衍，到了弘治四年，河南省的人口就和山西一样了。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平阳一带人口稠密大县。洪洞地处交通要道，北达幽燕，东接齐鲁，南通秦蜀，西临河陇，明时迁民，虽不是专迁洪洞人，但把洪洞作为迁民重点，就是很自然的了。为此，明朝政府便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广济寺前的汉植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蔡萃，开拔外适的集中之地。
附五：明代迁民的历史见证——广济寺
广济寺又名宏济寺，位于洪洞县城北贾村之西的永安里。创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到了宋代，广济寺进入全盛时期。寺院规模宏大，香客络绎不绝。殿宇雄峙佛严，佛像均显金身。佛事活动有序进行，香烟袅袅缭绕四周。史料记载：广济寺山门朝东，内有大雄宝殿、天王殿、三圣殿、迦蓝殿、藏经楼、钟鼓楼，还有祖师堂、方丈室、禅堂、斋堂、客堂等。由于广济寺位于北达幽并，南抵黄河阳关古道的西侧，官府在近帝建有驿站。房舍宽敞，常驻驿官，办理公差事务。这一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广济寺佛事兴旺，名扬三晋。
到了南宋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广济寺惠琏法师修建了楞严幢，俗称石经塔。塔身高三丈。上、中、下三层。上层刻有“奉献乘惠琏大师建立楞严胜咒幢”十四个大字。中层青石之上，分八面刻有八个金刚大力士，力士之上，刻有八个大鹏金翅鸟。据佛教密宗诸经记载：鹏鸟的食物是大海里的蛟龙。龙王禀报如来佛，大鹏如此吞食蛟龙，龙族将断子绝孙。如来听后，劝大鹏不要再吃蛟龙，其食物由佛门供给，并封大鹏为护法鸟。自此，佛门僧侣用斋时，用筷子夹一点儿斋饭，放到寺院干净处，以示供养。下层的青石上，分八面刻有“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神咒”的佛经，简称“楞严咒”。楞严咒是佛教大藏经中楞严经里的神咒，共分五会，有四百二十七句，二千六百二十字，都是佛界的神名。关于楞严咒，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世时，堂弟阿难随佛出家。一天他出外化斋，遇美丽的摩登仙女。昔日二人有缘，因而一见钟情。她把阿难抱进暗室，迫使阿难昏迷不醒，将破戒体。释迦佛得知，遂派文殊菩萨持楞严咒前往搭救。文殊破其幻术，使阿难清醒过来。彼此，佛门把楞严咒定为早课。石经塔建成后，佛教信徒和善男信女，纷纷来到石经塔前，摸着塔石上的经文，绕塔转圈，以求菩萨保佑。
元朝末年，临汾盆地一带，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从而使广济寺的佛事活动更加兴旺。而在此时，中原地区却因连年战乱，黄河决口、水灾、旱灾不断发生，蝗虫、瘟疫接连流行，从而使黄河下游，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尤其是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平民百姓，十去七八，不少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王朝建立后，面对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诏谕：“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赅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从此，一个规模宏大的移民高潮，在山西51个县的辽阔地区拉开的序幕。当时，明朝官府就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广济寺左侧的古大槐树下面，成了移民的歇脚处。关于当时迁民的详情，广济寺碑刻里有记载。《古槐保障说》文中树碣载其事其详，乡里耆老犹及见之。由于广济寺建在汾河东畔，年长日久，河道东移，汾水泛滥，寺院遂被冲毁。《洪洞县志》记载：“顺治八年（1651）汾涧水暴涨，浪高二丈，直冲城下郭外西南隅，庙宇庐舍，漂没无踪”。洪水退后，寺院僧侣便把石经塔移至古槐北侧，又把记载迁民业绩的石碑，移至贾村正东二里之遥的的弯里村，并依照广济寺原殿阁堂舍的布局和模式重建，建成后，改名北桥寺。北桥寺“楼阁深远，花木幼稚，为洪洞一大胜景”。据《洪洞县志》记载：“清咸丰三年（1851）八月十二日，粤军由平阳北窜，城陷，盘踞凡五昼夜，城中蹂躏殆尽”，北桥寺遂“毁于兵燹”。载有迁民史迹的石碑，也毁坏无遗。唯独广济寺的古塔，却出人意料地保存了下来，成为极其珍贵的迁民遗迹和明代移民的历史见证。
洪洞广济寺现存的另一遗迹，是近年来，在山东省鲁西古城镇发现的金代古钟。从钟上铸有“法轮常转”字样来看，该钟系佛寺古物无疑。铸造时间是“金承安四年六月初六日，和广济寺石经塔建造的年代相近。古城镇正是黄河上游支流汾水冲毁有历史记载。古城镇方圆几十里的百姓，祖祖辈辈，一代接一代的传下来，都说这座钟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广济寺钟楼的古钟，是历史上发大水，古钟被吊挂钟的木架托起，漂浮到这里的，此钟，是否广济寺钟楼之古钟，有待于专家考证。”但这充分而有力地说明：千百万移民子孙一直挂念着古槐遗址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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